秀才斗气:理学家朱熹借妓女对付政敌

  秀才斗气:理学家朱熹借妓女对付政敌

   朱熹夫子画像

  在介绍程朱理学之前,我们先介绍创造程朱理学的三个人程颢、程颐和朱熹。

  说起程颢、程颐兄弟,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成语,那就是“程门立雪”,这个故事出自《宋史?杨时传》。说是,进士杨时,为了丰富自己的学问,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想重新考取国学高级研修班。于是,他就跑到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后来程颢死了,他自己也40多岁了,但仍一心向学,于是又和他的朋友游酢,一块儿到洛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继续深造。偏偏赶上程二先生正闭目养神,坐着假睡。这时候,外面开始下雪,俩人求师心切,便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等候。等了大半天儿,老先生才慢慢睁开眼睛,见杨时、游酢(做)还站在门口,非常感动。因为这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了,杨时、游酢身上自然也是一片洁白,几乎成了圣诞老人。于是程二先生赶快让人给两位办理了入学手续。

  当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程颢、程颐兄弟都是宋代极有学问的人。程颢、程颐兄弟,是河南洛阳人,生于北宋中期。他们都是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俩人小时候,在姥姥家——湖北孝感董湖读书。二程在孝感学习、生活了十八年之久,平时即读书于其台之楼上,故这地界儿被称为程子读书台。又名“凤凰台”,因相传在晋穆帝永和四年有凤集于东岗,产九子于其上而得名。台上有座楼叫夜月楼:“虚窗晃明,美景澄清,无屋舍烟火之凑密、儿童鸡犬之声杂,其澄心悟道,深究理学,伊洛学派亦肇基于孝感”。程颐十八岁后,游伊洛、进太学,受业于周敦颐,著《颜子好学论》等书,逐步创立了北宋著名的理学流派,形成独树一帜的“程朱理学”。他们的学说受到当时许多大儒的推崇。后来,孝感百姓为了纪念二程,在程子港建起了二程祠,明末祠堂被毁。清顺治十八年(1661),孝感知县张擢士重建于东岳庙侧,形成著名的孝感古八景之一“程台夜月”。可惜这座名楼毁于“文革”时期,现在仅存遗址。

  说起二程兄弟,还有一个高深莫测大忽悠的故事。说是有一天,哥俩应邀参加一个Party。酒席上,有几个漂亮的歌伎在陪吃陪喝陪唱,三陪之外还另加跟客人零距离接触。刚出道的程颐被她们闹了个大红脸,本来程二哥的豪言壮语是:“人心贵乎光明洁净。”可眼前的景象在他看来既不光明也不洁净。在别人眼里秀色可餐,可此刻他却连桌子上的美食都难以下咽了。程二哥越想越气,一甩袖子就走了。可他哥程颢却若无其事,还在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至于醉酒之后的行为他就不负责了。

  第二天,程颐气哼哼地跑到程颢的书房,埋怨哥哥昨天的行为不但有辱斯文,甚至还有点儿下作。没想到程颢却一本正经地对他兄弟说,昨天,我虽是喝了花酒,但却是座中有妓,心中无妓。昨天你是因为没有定力,怕被人拉下水才落荒而逃的,到今天还想着这事儿,说明你是家中无妓,心中有妓。你在治学方面的功力跟你哥差远了,坐怀不乱方面的定力差的就更远了。傻兄弟,修行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呀!

  不过,程大先生这套“心中无妓”的高深理论,糊弄自个的傻兄弟还行,可糊弄不了“扫黄办”的同志。呕,你在那搞“三陪”,还让我们抓了个现案,回来一审,你说自己是座中有妓,心中无妓,串皮不入内,就没事了?还说,自己精神世界是光明洁净的,想用您那套高深莫测的哲学来忽悠咱哥们,跟我玩漂移,来个元宵不叫元宵白丸儿(玩)?姥姥!就是刑事拘留免了,罚款你也得给我补上,要不我们年底的罚款指标谁来完成?

  说到朱熹,他是徽州婺源人,婺源现在属于今天的江西省。因为父亲曾在福建做官多年,所以朱熹就出生在那儿。少年时代的朱熹,学术上就有所创建。十九岁登进士第,开始踏上仕途,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管理一个县的文书簿籍。后来,又在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做地方官。当时东南地区是农业和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由于国家的分裂、土地兼并的加剧、赋税的沉重、生产力的衰退,不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了富国强兵的主张,反对对金人屈辱求和。

  朱熹的父亲朱松就是一位抗金派。他敢于上奏章,反对秦桧的求和主张,后来遭到排斥和打击。朱熹认为南宋王朝必须励精图治,抵抗金兵南下,收复北方失地。他说:“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又说:“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他的政治态度是明朗的,主张抗战,坚守阵地,反对割地赔款。他甚至主张断绝和谈,任用贤能,振兴纪纲,整改风俗。如此数年之后,才能达到“国富兵强”的目的。当时,汤思退、洪适等主和派先后任宰相,他们对朱熹的抗金主张根本不买账。因此,朱熹不愿在朝廷任职斗气,多次辞去官职。他同爱国诗人辛弃疾、进步学者陈亮等人都很有交情,因为他们在政治上都是主张抗金的。朱熹称赞辛弃疾“今日如此人物,其可易得!”辛弃疾对朱熹在学术上的成就更是非常敬佩,他说:“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1200年,朱熹病死在武夷山,辛弃疾亲往吊唁,祭文中写道:“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意思是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当时就被学者所承认了。

  陈亮和朱熹的交情也是很深的,因为两人都是著名哲学家,所以免不了在学术上有争论。陈亮的观点是“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也就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不同意朱熹把王道和霸道、天理和人欲根本对立起来。不过在抗金北伐这个大是大非面前,陈亮和朱熹倒是完全一致的,没为姓王姓霸的理论问题,耽误正事。

  朱熹还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明确提出“天下之物,莫大于恤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他在《井田类说》中,揭露了“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的残酷现实,提出“宜以口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为了防止土地兼并,他极力主张清丈土地,按人口数給于田地。他在福建做地方官时,曾率先践行自己平均地权的设想,但遭到了当地官僚和豪绅的强烈反对,没能实现。在封建经济体制下,朱熹的主张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不能否定作为一个哲学家,朱熹的思想中还有平均地权、实现平等的亮点。

  朱熹在担任地方官时,很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淳熙五年也就是1178年,他在江西南康军任职时,“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究荒政,多所生活。”每遇早稻田地久旱,他就劝导农民改种荞麦和大小麦,防止饥荒。过了一年,他根据南康地区农民的生产经验,发布了《劝农文》,推广一整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其中包括耕作、施肥、除草、水利、蚕桑副业等诸多方面。

  朱熹还提出了“劝业”即奖励农业生产的政策,认为只有“用力勤,”才能克服水旱灾害和农民流亡。他想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防止农民聚众闹事、破坏和谐。

  他还主张推行“社仓”制度,对农民办理救济,防止受豪强地主高利贷的敲剥。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讲了建立“社仓”制度的好处。山地贫苦农民,终年没有余粮。在青黄不接之时,要出加倍的利息,向豪强地主借贷粮食。但是官府仓库里的粮食,甚至“红腐不可食”,因此他主张凡是要求借贷粮食的农民,政府都要借给,农民出十分之二的清息。不愿借贷的,决不勉强。如遇饥荒,要减轻利息,甚至全免。朱熹在《婺州金华县社仓记》中说,这种社仓制度跟王安石的青苗法相比,有更加合理的地方:一是贷谷而不是贷钱;二是借贷出于农民自愿,而不是强迫;三是由乡村社仓办理而不是由官府办理。

  以上这些政治主张和具体措施,说明朱熹还是能够体恤百姓,也是主张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的。

  由于他具有广博的知识,又有较精细的哲学眼光,所以在注释古书,整理文献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编在一起,称为“四书”,并重新做了注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教科书。朱熹对儒家的经典的解释,被奉为后来各代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几乎使用了700多年,若是据此去申请吉尼斯纪录,他老人家肯定会发大财。

  朱熹不但重视理论建设,也同样重视生产实践。比如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沿江安抚使刘子羽对朱熹有养育之恩,所以,朱熹经常出入刘家,辅导刘家公子刘玶的功课。绍兴十一年,刘子羽的老婆卓夫人想为儿子谋一个叫“干官”的职位,这是负责采办朝廷所需物资的肥差,只管花钱,没人监督,油水甭提有多大了。套一句文明话这叫贪污腐败的重灾区,跟眼下管工程、管高铁、管政府采购、管干部提拔的一样,如果对自身要求不严,很容易犯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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