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汤鸡蛋之争使毛泽东发誓不再盲信苏联

  鸡汤鸡蛋之争使毛泽东发誓不再盲信苏联

   毛泽东

  由于苏联医生说过,鸡蛋和鸡汤对年长的人不好,所以毛泽东的医生有3年时间不许他吃鸡蛋或喝鸡汤。有一天,苏联医生们改变了主意,他自己的中国医生也改变了主意,他又能吃鸡蛋喝鸡汤了。这件事之后,毛泽东发誓说,他不再盲目相信苏联方式了。

  有的时候,一年能让人感觉像是一生。在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1968年就是这样的一年。对中国(以及整个共产主义集团)来说,1956年也是这样的年份。它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的游戏规则。自解放以来,毛泽东还从没有像非斯大林化这个又苦又甜的时期那样,必须非常小心翼翼地运用策略。

  1954年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好年头。政权得到巩固;五年计划开了个好头;秋天他与赫鲁晓夫打交道占了上风。到1955年,他觉得能够登上扶梯向着某些期望已久的目标更快地前进了。

  随后,在1956年,他感到,让人无能为力的多种逆流从远近各个方向朝他涌来。

  “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1955年中期,他在对农村工作的猛烈攻击中咆哮道,“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他认为他在农村看到了风暴,就像他1927年见到的那样。“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1]

  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走向世界上从没有见过的一种农业集体化。5亿农民正在被鼓励着在党的监护下大家一起干活儿,而不是每个人独自干活儿。

  第一步是每组十户左右的互助组,小农所有制没有大的变化。下一步是合作社,实质上是集体所有制。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令人兴奋的事。自从50年前他强烈地意识到他父亲的压迫行为以来,就一直为土地问题所困扰。既然一种解决办法就在手边,他觉得没有理由不立刻抓住它。实现农业集体化,就是确保社会主义政权。

  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的意见。“从现在开始,大规模的运动已不再合适,”刘少奇在彻底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向农民们保证说,“主要的问题是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2]另外一位高级人物在起草1954年新宪法过程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过去,共产党依靠搞运动取得了胜利,今后,必须依靠法制建设社会主义。”[3]

  农业部迟疑不前。毛泽东不得不把他精明但靠不住的信徒陈伯达安置在农村工作部担任二把手,以便按他的意思办事。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干部则在解散合作社!总共67万合作社中,有大约两万被认为不成功而被命令解散。刘少奇也同意的一种广泛的观点,认为只有当农村有了大型机械时,大的合作组织才有意义。

  毛泽东为农村兴起的潮流拟定了一个口号:“多、快、好、省。”但是农村工作部在口号的措辞上浪费时间,拖延了很长时间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不是斯大林。他不能只是把那些让他难以按自己意愿行事的人枪毙或送到西伯利亚去。他必须使用诱导和巧妙操作的方法办事。

  一天晚上,毛泽东和80名上海企业界领袖会面。这些人经营私有公司,中共称他们是“民族资本家”。出于尊重他们的爱国主义,也由于需要他们的工业经验,毛泽东一直允许他们相当自由地运作。直到这时为止。

  毛泽东以他说话时慢吞吞的语调,开始异常成功地让这些巨头们放松下来。“你们怎么不抽烟?”他和蔼可亲地问这一群精神紧张的人,“抽烟不一定对你们有害。丘吉尔一生抽烟,身体很健康,我所知道的唯一不抽烟而命长的人是蒋介石。”

  毛泽东说,民族资本家一直干得不错。但是在北京,他听说企业家们自己在敦促国有化,毕竟,他们不想在穿越高尚的社会主义大门方面落后于新中国的其他人。然而,毛泽东宣称,他对此拿不准,他有怀疑。他到上海这个伟大的城市来听一听。“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4]

  这就是毛泽东的方式。当然,资本家们像是脱毛凤凰,能够看到并感觉到正在发生的变化。在两个小时中,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赞成转为国家所有。他们得到了他们“所要求的”。星期一还拥有一个公司的人,到星期五就发现自己是挣薪水的公司经理了。除了农业,毛泽东也在为工业寻求一种更为鲜明的社会主义的形式。

  这次会面之后,关于毛泽东的方法的一个故事就在上海其余的管理人员中传开了。毛泽东把刘少奇和周恩来叫到一起,他有个问题要问他们:“你们怎样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先发言。“这还不容易,”这位二号人物说,“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

  听到这个莫斯科制造的解决办法,毛泽东惊恐地举起双手:“绝不能使用武力……每件事都应当是自觉自愿的。”周恩来一直在听。毛泽东问总理要对猫怎么做。

  “我先让猫饿三天,”周恩来回答道,“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的全吞下去。”

  毛泽东像不同意刘少奇的做法一样,也不同意周恩来的做法:“不能用欺骗手段——绝不能愚弄人民。”那么,主席自己怎么做呢?“这很容易,”他说——至少在这点上跟刘少奇一致,“把辣椒擦在猫背上,它感到火辣辣,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高兴。”[5]

  无论这个故事的前情是什么,毛泽东不喜欢强迫手段是真的,认为比起唤起人们热情参与的方法来,狡猾的行政手段则是次得多的次好办法。这并没有减弱他在确定目标时的权力主义。

  毛泽东的动力,不仅仅来自于对社会同一性的抽象愿景,他还希望有更多的粮食和更多的机床。在此时,对他来说,物质的丰富和社会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刘少奇来说也是如此,但永远是如此。毛泽东的立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强调道德意志。

  他觉得,农村的新精神,无论是否伴随着机械化,都能把中国农业急速推向一种社会组织的新的高级形式。当然,这是把中国的落后合理化。公共精神,除了别的作用以外,是对付缺乏个人物质刺激的一个手段。

  加速农业发展,也是为了促使工业起飞。1955年末,一个现代的社会主义未来,在毛泽东眼前闪耀着光辉。

  1956年是共产主义世界发生重大事件的一年。在这一年,“自由”成了从布拉格到北京的口号。毛泽东甚至在1955年末第一场雪花飘落在他住所之前,就已经开始提倡自由化精神。他的目标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他那个类型的经济学。

  毛泽东卸掉了禁锢知识分子的螺丝钉。他宣布,在结束中国令人痛恨的落后状态方面,知识分子将是“决定性因素”。他也向富农扔了一根骨头。他把以前的政策作了修正:在1956年2月,他明白地表示,将允许他们加入合作社(留在合作社之外,意味着成为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

  要想让“进入丰裕王国”这场头脑发热的运动获得成功,这两群人都是需要的。他们都将被诱使去“把背上的辣椒舔掉”。可悲的矛盾之处在于,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富农,在毛泽东要达到的社会中都没有位置。最终,每个人都是万金油,因过度专业化的学术分科而为细节争论不休的事将过时。出现在农村地平线上的是一种新秩序,在那里,土地所有权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然而,这没有降低1956年春天中国的兴奋情绪。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对政治局所作的重要讲话。长长的文本充满政策性决定。对毛泽东来说,这也是一种哲学的回归。50年代初期,他把大翅膀收起来了;现在又把翅膀张开了。

  报告的标题暗示,毛泽东不相信固定的、线性的发展。“过程”不是他常用的词,“关系”才是。他坚持认为,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动。看到矛盾存在于一切现象的核心处,这是智慧的起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6]

  任何东西都不是稳定的。好,那就让我们利用这种不稳定性,让每个人都不停地忙碌。让我们在相互争斗的意志的消长之中,去找到显现出的真正的平衡,而不是从周密的计划中去寻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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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腿走路。”毛泽东喜欢这样说,而这就是总的概括。单是每条腿自己,都有不足。秘密在于两条腿运动之间的关系。存在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背后的,是阴与阳、黑暗与光明、雌与雄这种古老的中国思想。它代表一切事物的不可化约的两重性,包括毛泽东自己老虎与猴子性格的两重性。

  经济仍然是毛泽东的主题。但是他正在推行的,是一种更为中国化的经济发展模式。

  他规定,对重工业少侧重一点,对轻工业多侧重一点。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另一个苏联;与此同时,应该允许中国人民拥有更光鲜和更充裕的消费品。有一天谈到苏联人时,毛泽东对他所信任的喜欢搞阴谋诡计的康生说:“他们是竭泽而渔。”[7]“渔”指的是工业生产,“泽”指的是人民的生活。

  他说,要砍掉党和政府机构的三分之二。虽然表面上看这行不通,但这是个激动人心的建议,它表明了毛泽东的思想倾向。他希望把中国僵硬的官僚机构放松一点。

  在相关的段落里,他首次讨论了中央控制和基层积极性之间的关系,他长期以来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这回轮到他的猴性发挥了:“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8]他还把这个道家式的自明之理用于工业。

  毛泽东现在觉得国防预算应该削减。“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他问政治局,“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如果将来爆发战争,”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同一个会议说,“由我们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9]这是个意味深长的构想,然而对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而论,则是致命的。

  毛泽东从三个层次看待国防预算。他已经开始窥视一个中国和苏联不再携手一起行走的未来。

  1956年,他强烈地相信经济即将加速增长,而这对中国60年代的任何发展都是关键。

  他是在表达他个人的国防哲学:人民战争加原子弹。他对拥有昂贵的传统武器装备的、中等层次的职业武装部队不很热心。

  当鲜花在中国绽放时,东欧的大炮在冒烟。毛泽东在发表他第一个关于新的温和路线的报告后几周之内,收到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不喜欢赫鲁晓夫的报告。[10]

  毛泽东两年以后在成都的一次讲话中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11]事实上,这个报告使他从心底里受到震动。在1956年余下的时间里,它像恼人的鼓点一样回响在毛泽东的一切行动背后。

  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一篇6000字的文章里,小心翼翼地试图让感情和理智一致起来。毛泽东理论道,斯大林的错误是个人的错误,不是制度的错误。

  在6个月里,毛泽东四次接待苏联官员的来访,以前他极少如此频繁地接待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到10月份,他甚至亲自打电话邀请苏联大使过来,因为他对波兰和匈牙利的政治动乱感到非常心烦意乱了。

  他在4月份告诉米高扬,他认为“斯大林的功大于过”。这是他向每位莫斯科来访者表达的主要精神,跟他的《人民日报》的文章的主要论点一样。他认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不这样看问题,就等于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难道这不会在中国的斯大林身上投下阴影吗?毛泽东没有大声问出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他关于非斯大林化的关键性恐惧。他对赫鲁晓夫报告的其他反对意见都现实得很,莫斯科本应该就如此出人意料的事件事先跟他商量。如果斯大林如此邪恶,那些在他身边工作了那么久的人怎样呢?毛泽东推论说,人们必然会断定,赫鲁晓夫自己若不是个“帮凶”,就是个“傻瓜”。[12]

  但是,跟他自己在中国的权力这个最大的问题比起来,上面两个反对意见都算不了什么。毛泽东不只是中国的斯大林,他还是中国的马克思,也是中国的列宁。但是他当前的角色是中国的斯大林。

  在一系列演讲中,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说出心里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提法不是源自马克思,而是源自早先的中国传统。

  刘少奇公开指出,毛泽东并不是全靠自己想出了这个口号。“还多许多事并不是毛主席先想到的,”这位第二号人物告诉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仅仅加工改造了它们。”[13]这是大胆的说法。(还有许多事!刘少奇的心里还想到什么其他的事情呢?)

  毛泽东把中国精神生活上的盖子揭开了,这是世界上任何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没有自愿做过的事,而且是当非斯大林化在欧洲引起类似的效应之前,他就这样做了。

  毛泽东希望唤起每个中国男人、女人和孩子对经济和其他任务的热情,而不是仅仅点头默认。他相信,中国的成就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可以以它为起点考虑一系列新的前景。

  毛泽东身上的虎性希望经济上有更多的行动;猴性则希望得到证据,看看他究竟受爱戴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说,可以把美国之音的广播抄写下来,还有蒋介石的讲话。[14]刘少奇最后也加入进来,敦促把新闻工作从国家结构中撤出而使它更独立。他建议,记者可以署名,保证他们有高薪——“或许甚至高过毛主席的薪水”——那时他们就会“讲真话”。[15]

  许多年纪较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明确地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他们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毛泽东关于爱国与参政的意思。“中国属于六亿人民,”一位学究在《人民日报》上写道,“它不只是属于共产党。”[16]这个反对一党统治的叫喊,是突然包围了毛泽东的大量开放的花朵中最常见的一种。

  第二种花几乎同样常见。一个声音喊起来,反对中共对中国生活的全面控制。文化人希望有更多的精神空间。

  毛泽东后来问赫鲁晓夫——不知是出于好奇抑或就是要激惹这位苏联人——他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怎么样。赫鲁晓夫表示强烈反对。他反驳说:“任何农民都知道,有些花要培育,而有些花则应除掉。”赫鲁晓夫后来声称:“毛泽东同意说,这对苏联人或许不是个好的口号。”[17]

  这的确是个非常毛泽东主义的口号,它显示了毛泽东本性深处的双重性。内心里,毛泽东看不起一般的知识分子。这部分地是由于列宁主义的理由,这些理由赫鲁晓夫也认同,部分地是由于毛泽东早期生活中对“学阀”的亲身体验。但是,毛泽东不同于许多中国的和别处的列宁主义者,他认为知识分子可以改造。

  “在团结他们的同时,要教育他们。”这是毛泽东风格的统一战线背后的哲学。[18]另一方面,对斯大林来说,统一战线是出于对权力的计算,单纯而简单。对毛泽东来说,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事,几乎和统一战线有效地反对敌人一样重要。

  斯大林把他和美国与英国的战时同盟称为统一战线,目的就是为了打败希特勒及其盟国,他没有试图改变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制度。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有双重目的:打败日本,并且在表面上与蒋一起工作的同时挖他的墙脚。

  毛泽东比斯大林的政治手法更温和、更有耐心,但是从根本上讲,大概并不那么有妥协性。他的教师气质甚至在他掌权时也从未消失。

  1956年底,毛泽东说了一句逻辑上他或许应该在几年以前就说出的话:共产党内部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打击他的人,是斯大林的追随者。[19]他没有更早地说出这一点,表明了他对这位苏联独裁者挥之不去的敬畏。

  鲜花中间长出了杂草。在武汉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1956年夏闷热的天气下,运动达到了高潮,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其中一个突出的口号是:“欢迎国民党!欢迎蒋介石!”[20]

  鲜花或许真的已变成毒草。在英国和美国受过教育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游戏规则。费孝通冷冰冰地评论说,毛泽东号召百花齐放的演讲像是“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他指出,“开放的鲜花易遭霜打而凋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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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深深扎根的怀疑主义——它非常普遍地存在着——大概比那些要求开放的议会和新闻自由的人们直率表达的不同政见,更让毛泽东沮丧。

  毛泽东下令把花砍掉。这部分地是由于刘少奇和其他同事施压。他在1957年初的一次演讲中首次谈到两类矛盾的区别: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是个模糊不清的区别。这一模棱两可的办事标准,在毛泽东余下的20年里一直像一片吓人的乌云笼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

  费孝通的怀疑是英明的。到1957年末,许许多多几个月前怀着希望和胸腔里不断增长的妄自尊大而直言不讳的学究们,现在都在打扫那些不那么大胆的人的办公室隔壁的厕所。与毛泽东曾经有过时冷时热关系的丁玲,开始在作家协会大厦里擦地板。

  “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毛泽东在同一次讲话中说,“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越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22]他的调子已经变了,言辞几乎是哀怨的。在未经修改的2月讲话里,毛泽东根本没有用“修正主义”这个词,而在经过修改的文本里,这是用来打击国内异见者的大棒子。

  对于到1956年在把中国改造成有组织的大家庭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毛泽东的估计过于乐观了。他当时认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23]。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恰恰是这种斗争,他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动一次,无论是不是“阶级”问题。

  毛泽东还把一种有缺陷的自由讨论的思想引入“双百”运动中。他相信,为了防止专政僵化,同时也为了确保中国新一代人思想活跃,一定的思想交锋是需要的,但是花蕾一定要按照园丁的要求发育和开放。自由鸣放不能成为对真理的追求,它只能是一种治疗方法。

  并不是政治局里的每个人都认为“双百”方针有必要性(他们也并不都有毛泽东1955年末那种急切的心情)。刘少奇和其他人对于中共领导机构在闹哄哄的公众集会上受到批评感到不快,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认为邀请党外人士对中共提出批评意见是应该的。

  甚至当毛泽东在1957年初往回拉的时候,也有些人觉得转得不够快。2月份,当毛泽东在讲台上讲话时,显然有高层人士离开了大厅以示抗议。[24]随后关于是否应该发表讲话的文本,产生了分歧。《人民日报》发表的会议照片里没有刘少奇,缺席的还有政治局的另外五名成员,包括朱德。

  毛泽东对未来信念的一个关键性支柱,在1957年冬天的雪层下面消失了。他在社会制度方面促成的改变是成功的。土地集体化了,农村正在出现新的心态。这些变化似乎是不可逆转的。

  但是,毛泽东在塑造政治制度方面,却不那么成功。他不顾别人反对而号召发表不同政见,然后又挥手阻止,结果造成知识界谨小慎微,甚至是沉闷不语。在毛泽东当权的历史中,“双百”运动这件事是一系列之字形发展中的第一例,都是为了寻求一种政治制度而要做不可能的事。以民主的方式处理冲突,但是仍然在中共监护的框架之内;在公民中唤起辩论,然而目标是事先已确定的。“我告诉右派,要他们批评是帮助整党,”他对一位工作人员说,“绝不是要他们反党或向党夺权。”[25]

  在1956年时局正紧张的时候,毛泽东做了一件典型的有他自己特点的事。他离开了北京,尽管首都的气候在五六月比他要去的广州、长沙和武汉更宜人。而且他喜欢上了下水游泳,尽管他的同事试图阻止他。

  他在广州珠江里游了一次泳,这让他的医生很担心,因为他看到有粪便在毛泽东的周围漂浮。随后,毛泽东提出要在长江里游一次。没有人,甚至当地的渔民中也没有人,在这条滔滔的激流中游泳。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和同事都吓坏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主观主义,毛主席也不例外。”邓小平咕哝说。[26]两名负责安全警卫的官员被派到武汉去先试水。两人都认为毛泽东下水不安全,但是他们在毛泽东的面前没了勇气,其中一个人说了谎,说他认为这条河适合主席游泳。

  与此同时,毛泽东到了长沙并在湘江里游泳,多年以前他对这条江就很了解了;他的一位卫士被水蛇咬了,但是毛泽东很幸运,高兴地爬上岸来抽支烟。在武汉的长江,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闻名人物的军事领导人陈再道,当他勇敢地要在毛泽东之前进入激流时,差一点被淹死。甚至周恩来和林彪也试图劝毛泽东不要下长江。但是谁的话他都不听。他从轮船的甲板上顺着一部绳梯下到黄色的波涛之中。毛泽东避免了陈再道企图逆流而游的错误,只是随水流向下游漂流。他从武汉三镇的武昌出发,在汉口登岸,花了两个小时。[27]身上滴着泥水,他坐下来享用著名的武昌鱼,然后拿起毛笔: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馀。

  他不能抗拒把自己和孔子相比,就好像他不仅在使用他自己的身体能力,而且也在使用他的政治能力: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毛泽东完全有理由请出孔子,因为他的游泳确实像是企图把自己置于统治者显示个人价值的传统之中。毛泽东给古老的模式增加了一点现代性。帝王们曾经通过漂亮的书法,或通过高尚地不受淫欲的诱惑而显示他们的价值,但是从来还没有通过游泳来这样做。

  毛泽东的心思也在关心经济发展,这一点可以从《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下片看出一些端倪。他提到了当时在建的一座桥,这座桥连接守卫着武汉长江两岸的两座山: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28]

  人们不免会觉得,毛泽东对改变中国的痴迷或许伴随着一种气馁的感觉,觉得要把这个难对付的古老庞然大物改造一番太不容易了。

  在长江游泳以后,工作人员和同事们都夸赞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俏皮地对朱仲丽(一位医生出身的作家,毛泽东的亲密同事王稼祥的妻子)说:“人可不能逞强啊。我这次在长江游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感到全身疲乏,还要逞强,继续游,要不是[警卫员]叶子龙叫我上船,我只怕淹死了。”

  “我不相信,”朱仲丽回答说,“您很会游泳。”

  “你不相信,”毛泽东说,“群众也不相信,这种心情我理解。所以,我就越游越起劲啰。”[29]

  他一直在华南流连不去(直到波兹南的暴乱把波兰闹得底朝天,而且中国自己的后院西藏也酝酿着叛乱为止)。他试图在远离北京办公室的日常关注的情况下,把事情仔细想一想。他要通过他钟爱的与大自然相融合的方法来缓解紧张。

  当中共八大于1956年9月召开时,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这是自1945年以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在11年中的进步,以任何尺度衡量都令人印象深刻。然而,毛泽东不能在所有方面都随自己的意。

  当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时,有56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坐在大厅里。事实上,中国的威望在国外是很高的。讲坛上的演讲中提到中国国际成就的段落,常常赢得代表们的掌声。那些声称国内胜利的段落,则不那么经常得到掌声。

  对于毛泽东的口味来说,代表大会过于自鸣得意。确实,他赢得了一些胜利。国防费用削减了;毛泽东当时喜欢的邓小平,被提升到党的总书记这个新且重要的位置上,就毛泽东对抗二号人物刘少奇强大的权力来说,这是很好的保障。

  但是,代表大会没有认可毛泽东搞经济的“大跃进”前进的方法。会议寄希望于稳健的计划。甚至更恼人的是,它遏制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1945年的党章中,规定中共“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在1956年的章程中删掉了。当然,代表大会受到了七个月前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拉下神坛的影响。在毛泽东的账上,又多了一个反对赫鲁晓夫的黑色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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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面之下,中共团结上首次出现的大裂缝开始了可怕的发展过程。在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对历史观的信念仍然完好,争吵还在限度之内。毛泽东容忍了对他的批评。(只要回顾一下李立三和王明被允许重新选进毛泽东的中央委员会就可明白。)但是分歧依然存在。其中两个分歧在十年之内会像大窟窿一样张开。

  刘少奇唱出了一个与毛泽东不同的调子。毛泽东现在是个有着瑕瑜互见记录的政治家,不再是在山区行进时把整个革命担于一身的孤独的英雄。在1945年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的报告提到毛泽东的名字105次。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只提到4次。“集体领导”的提法,从不离刘少奇的嘴。他说,中国基本的政治斗争已经结束,现在的工作就是经济建设;他试图以此压一压毛泽东对政治运动的热情。他坦率地说出了很多经济计划者会很乐意让大家知道的话:“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30]

  刘少奇不动感情地解释为什么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里删除了:“七大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即使现在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我们每个人仍然知道它。”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含义中性的话:“另外,如果总是重复已经习惯了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31]

  毛泽东完全了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已经使他自己的最高权威成了问题。当时亲近毛泽东的邓小平在一次共青团的会议上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他不会犯错误。”[32]这听起来是在作辩解。交通部长(党外人士)说:“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优越。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有三年或四年的任期……谁知道毛主席要当多少年的主席?”[33]

  毛泽东确实在1957年初想到过退下来。他把自己比作戏剧名角,并且说出了自己的疑问:他是不是已经太老了,唱不好自己的戏了。但是他没有退下来。虽然他仍是党和国家两个机构的首脑,但是他放松了对它们的要求。

  对苏联,他在公开场合讲话谨慎小心。但是在背后,他骂莫斯科。他决定同时接见米高扬和波兰领导人奥哈布。这是个恶作剧的行为。在谈话中,他严重地倾向于波兰方面。他甚至赞扬哥穆尔卡,此人的名字对苏联人来说是个诅咒。

  毛泽东对波兰第一书记说:“好像不谋而合,中国和波兰一直是很好的伙伴,我们对此很满意。”米高扬很生气。奥哈布非常受鼓舞,他当时就对莫斯科进行了批评。毛泽东是在怂恿这两个外国领导人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辩论。

  米高扬反对奥哈布对波兹南暴乱的冷静分析。奥哈布反驳说,波兰人比苏联人更知道波兰在发生什么事。米高扬接着就爆发了:“说出这种反苏思想的人只能被认为是敌人,并且被当敌人对待。听他们话的人也一样。”[34]

  奥哈布很尴尬,他和毛泽东握了握手后走出了毛泽东的房间。

  但是毛泽东站起来和波兰人一起走了,留下米高扬一个人气急败坏地继续说。米高扬不顾大会还没有开完,当天就飞回了莫斯科。

  1956年接近年末时,毛泽东使用了一个不久就在排字工人中非常出名的词。对“修正主义”,应该像反对“教条主义”一样加以反对。这个词晦涩难解,但很重要。斯大林被判定是教条主义者。毛泽东是在指出有一种同教条主义相反的错误。

  虽然这是一片不合时令的雪花,但是这片雪花将变成暴风雪。

  到1957年初,毛泽东就像一个波斯地毯的织造工,他拿着各种颜色的线坐下来,却在地毯完工以前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花样。他有6条线要织进互相的关系中。花园里长的草已经比花多;关于斯大林,必须保持一种平衡;波兰的起义不能谴责;然而,匈牙利的警告,绝不能忘记;他必须慢慢地从个人崇拜的边缘撤回来;而且中国的经济,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推进。

  有几个月的时间,毛泽东试图就这些问题有组织地开展一定程度上公开的辩论。但是匈牙利的情况,在毛泽东自己的心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应该允许党外的批评走多远?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35]这是个悲哀的报告。因为毛泽东自己最初绝不反对匈牙利事件。他像个不诚实的情人,调情一阵子以后又把人家给甩了。

  1956年10月,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走进怀仁堂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他穿着睡衣。他告诉严肃的大会,从莫斯科来了一封电报。苏联人说,在波兰,反苏势力正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有权派苏联军队进入波兰,以稳固东欧的安全。它正准备这样做。莫斯科询问北京对这个行动方案的意见。

  他解释说,就是在这个危急情况下,他才召开了这次会议。他转向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吴冷西是受邀来提供最新消息的。吴冷西报告了在苏联和波兰的军事准备,以及波兰境内出现了对抗苏联威胁的工人起义的苗头。毛泽东严肃地说:“孩子不听话,父母拿出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兵反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完全违背国际关系的原则,更不用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原则了。这是不能容许的,是大国沙文主义。”

  会议决定告诉莫斯科,中国反对干涉波兰,并警告说中国反对这一行动方案。被召来听取这个消息的苏联大使尤金,不到半小时就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仍然穿着睡衣。毛泽东不容置辩地告诉尤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并要求他立即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转达这个决定。[36]

  毛泽东开始克制自己。在国内,他命令把“右派分子”追查到底。他把武汉的学生运动称为“小匈牙利”。在国外,他很快就唱起了对莫斯科在布达佩斯的新的学生班长卡达尔的赞歌;而且一年里两次在北京款待了他。他在与匈牙利领导人的谈话中透露,在1956年的危机中,他发了一封急电给赫鲁晓夫,催促他快些采取军事行动对付布达佩斯的“修正主义分子”。[37]

  毛泽东对波兰改革的同情蒸发掉了。4月份,他曾宣布他要在即将到来的夏天访问华沙。[38]但是他突然取消了行程——原本这会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对苏联之外的国家的访问。到1957年末,他以激进的语言谈论起社会主义阵营需要团结,需要对其领导者莫斯科效忠!

  北京保持了稳定和平静,因为毛泽东妥协了。经济没有如他所望在1956年开始“跃进”。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框架内实行言论自由的实验,失去了势头。这两个挫折,让毛泽东的许多同事觉得有正当理由咕哝着说“我告诉过你会这样”。毛泽东缩回来跟他们站在了一起。

  但并不是很彻底。在他自己心里,在斯大林的神话被打破以后,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跟以前一样了。他对莫斯科所主张的信念的敬畏,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某种东西在他心里冒出来了。他要走上一条更加理直气壮的中国式道路。

  由于苏联医生说过,鸡蛋和鸡汤对年长的人不好,所以毛泽东的医生有3年时间不许他吃鸡蛋或喝鸡汤。有一天,苏联医生们改变了主意,他自己的中国医生也改变了主意,他又能吃鸡蛋喝鸡汤了。这件事之后,毛泽东发誓说,他不再盲目相信苏联方式了。

  他抱怨说,当把他和斯大林画在一起时,中国画家总是把他画得比斯大林矮一些。[39]

  毛泽东的确提到过这一类的小烦恼。然而他继续在执行一些政策,表明他对莫斯科方式的信任并没有死亡。他把很多东西暂时掩盖起来了。

  如果刘少奇以为,经过1957年的发展之后,一切就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了,那他就错了。他和毛泽东都在全神贯注于经济发展问题。但是经济问题“如何搞”,将把他们分开。虽然两个人都被匈牙利事件所震撼,但是刘少奇认为,更好的生活水平,是防止中国出现任何此种危险的最好保证,而毛泽东则优先考虑道德革新。

  在1957年中期——毛泽东后来称这一年是个坏年头——他写了一首优美且震撼人心的词。《游仙》是怀念他前妻杨开慧的。当乌云在毛泽东四周聚集时,他决然地跳入他个人过去的一段幸福时光,并且将它与荣辱遭际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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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诗文念给一位女士听,这位女士像毛泽东一样,在30年代蒋介石的屠刀下失去了配偶。四个人当时同在湖南党组织中工作,互相认识。他用双关语指杨(这个字可以指“杨树”)和这位妇女的丈夫柳(这个字可以指“柳树”):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然后,毛泽东用了一个关于吴刚的古老传说:吴刚不顾后果地寻求永生,“学仙有过”,神罚他在月亮上砍伐桂树。吴刚把树刚一砍倒,它就又长回到原来的样子,所以他得永远不停地砍伐。

  毛泽东把上天的保佑和地上正义的进步联在了一起。这里的“虎”是指蒋介石,眼泪是欢喜之泪: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40]

  这是无拘无束的浪漫主义。上天、个人的喜悦、光荣的壮举、受难,全都交织在一起。

  这首《蝶恋花?游仙》不是毛泽东一直在怀念他早期婚姻的唯一迹象。他在写了这首词几个星期以后,把20年代曾给他和杨开慧做保姆的陈玉英召到他的书斋。在与陈玉英两小时的谈话中,他很怀旧。“我今天看见你就像看见了开慧一样。”据北京发表的谈话版本说,毛泽东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建议:“为什么不每年来北京看看?”他用一件公众关心的事掩盖了他个人的愿望:“来看看这里的发展变化也好嘛。”

  毛泽东对待陈玉英同对待其他来访者很不一样。他扶她坐进椅子,搀她站起来,并且在她下台阶时体贴地说:“小心点。”在保姆方面,她把这种特殊对待完全当作理所当然,以好心抱怨的语气说:“放松点,我老了,走不稳了,你晓得的。”根据记录,除了这个长沙保姆,江青大概是唯一的不遵从毛泽东的女人。[41]

  江青已经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从苏联医院回来,但是她的身体还是很不好。毛泽东外出旅行有时也带上她,然而事情并不尽如人意。南京天气太热,青岛气候太潮湿,她感冒了。毛泽东把她匆忙送回北京[42],他则留在青岛这个北方港口,计划新的行动以揭露“右派分子”。

  在毛泽东有生的82年中,他只参加了一次国际会议。那是1957年晚秋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而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领导人的峰会。莫斯科派出两架图—104去接中国代表团。毛泽东、宋庆龄和毛泽东的医生坐一架,中国一行的其他人坐另一架。

  在莫斯科机场,他热情地赞扬苏联。然而,在访问期间,他好几次微妙地用了“人民”一词,以避免说莫斯科曾帮助了中共:“中国人民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巨大同情和慷慨援助。”[43]

  毛泽东觉得有资格摆一摆架子。的确,他就要发表一些他知道赫鲁晓夫会不同意的观点了。但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他的心意是要团结。他在会议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些东欧人后来抱怨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幕后操纵了一切;这样说并不过分。[44]

  毛泽东对那些仪式感到不满,并且装作不喜欢克里姆林宫豪华奢侈的环境。在视察了分配给他的一行人的房间以后,他把翻译李越然叫来,李越然和随团医生住一个较小的房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房子太大了,”他对李越然说,“请他们给调一下。”年轻的李越然慌乱地试图反对;他不得不请杨尚昆进行干涉,以便让毛泽东住在他那宫殿式的卧室里,这个房间曾经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住的。毛泽东拒绝使用冲水马桶,而坚持使用他从北京带来的夜壶。受邀观看芭蕾舞团的演出时,他迟到早退,并且在演出中间发表吹毛求疵的评论。[45]

  毛泽东拜谒列宁墓时对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讲话。“我们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46]当他开始讲话时,他问有多少人难以听懂他的湖南口音。大多数人举了手。因此,对着中国听众,他需要一名中国同胞做翻译,这个人把他的话从湖南话译成普通话。

  毛泽东向哥穆尔卡施加压力,要他接受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人”。“帝国主义是有一个领头人的,”他对这位波兰人说,“我们需要一个领头人。”他解释说,必须有一个国家来召集会议,只有苏联才有力量成为领导人。哥穆尔卡走开了,低声咕哝着他对毛泽东坚持共产主义阵营内要“保持团结”的做法感到失望。[47]南斯拉夫人则对毛泽东走忠于苏联主张的、认为集团内必须有权威的路线,非常反感。[48]毛泽东也没有在公开场合为他的“双百”方针进行辩解。他也像赫鲁晓夫一样,被匈牙利事件吓住了。

  战争与和平,以双重的方式压在毛泽东的心上。他飞往莫斯科的两周前,苏联人签署了一项协议,要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

  如果没有那个背景,毛泽东也许不会来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他仍然需要苏联人的军事援助。但是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毛泽东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他轻描淡写地谈论核武器,就像他在1954年对尼赫鲁谈到这一问题时一样。这让东欧人和苏联人都很震惊。*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久就很出名的话:“东风压倒西风。”[49]他的意思是,现在是社会主义集团更自信地反对美国的时候了。是的,是由苏联领导的集团,但它是个更具战斗性的集团。

  听到毛泽东讲话的人觉得,苏联新近发射的人造卫星让毛泽东印象深刻。一到莫斯科机场,他就说:“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开始进入新纪元。”在毛泽东身上,仍然有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被科学的前景冲昏头脑的印记。他觉得,有人造卫星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集团,能够对帝国主义者表示蔑视。

  私下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进行劝说,敦促赫鲁晓夫不要跟西方进行裁军谈判。但是,如果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对西方的政策上有一米的距离,那么他们在防卫思想的根基上,就有一公里的距离。

  “如果苏联遭到西方的袭击,”毛泽东敦促吃惊的赫鲁晓夫,“你不应当抗击,而应该后撤。”[50]

  “你所说的‘后撤’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目的地撤退,并准备打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持久战。”

  毛泽东想到的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向斯大林格勒的撤退。赫鲁晓夫吃惊得大口喘气。他向毛泽东解释说,在希特勒进攻时撤退是被迫的,还说,下一次战争会因为核武器而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果你们后撤到乌拉尔山,”毛泽东平静地建议说,“到那时我们中国就可以参战。”这使我们眼前出现这样的场景:黑暗中,两艘战舰在三条航线上擦肩而过。

  毛泽东在处理敌强我弱时采用的方法教会了他防御性战略的价值,而这根本不是苏联人思想世界的构成部分。

  毛泽东不害怕核武器——当然,关于核武器他比赫鲁晓夫懂得少——他相信,只有人们害怕核武器时,核武器才是有威力的。不然的话,威慑手段起不到威慑作用。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赌时间。他的目的是把中国建设得至少跟苏联与美国一样强大。在那时之前——当然还很远——绝对重要的是,他要阻止苏联和美国以任何形式的联盟串通一气来对付中国。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讲了很多关于他中国同事的事。据赫鲁晓夫说,他们大多数后来没有好的人生结局。高岗是极端的例子:“你甚至不能当着毛泽东的面提高岗的名字。”[51]这全都是毛泽东在北京所经历过的挫折的反映,虽然有趣的是,他现在觉得这些挫折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可以向赫鲁晓夫提起了。

  毛泽东确实对之表示出热情的,只有一个同事。“你看到那个小个子了吗?”他一边指着一个代表团成员一边对赫鲁晓夫说,“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52]那就是邓小平。事实上,这位有着上窄下宽面庞的四川人,以后将会三起三落——其中“两落”是由毛泽东造成的,因为他对这位不听使唤的同事改变了心意。但那是后来的事了。

  赫鲁晓夫也开起了玩笑,他告诉毛泽东,布尔加宁工作干得不好。毛泽东问谁可能会取代他。赫鲁晓夫提出会是柯西金。“柯西金是谁?”毛泽东问道。[53]他对柯西金的了解跟赫鲁晓夫对邓小平的了解一样——一无所知。赫鲁晓夫把柯西金介绍给毛泽东,这两个人走到一个角落去谈话了。后来柯西金的确替代了布尔加宁,毛泽东8年以后在北京跟他的那次会面是他最后一次跟一位苏联领导人会面。

  毛泽东在告别词中呼吁团结,他对他的听众既很在意又很蔑视,他用一个典故来做解释。“中国有句古语,”他告诉那些共产党领袖们,“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54]

  尽管毛泽东在莫斯科代表社会主义集团表现得很有战斗性,但是他心里正在形成另一种想法。他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已有所贬值。“我看有两把‘刀子’,”他回到北京时说,“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55]这个形象的比喻表明,苏联仍然是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摇篮。

  “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他继续说,“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毛泽东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

  “十月革命还灵不灵?”毛泽东问自己和同事。他让这个问题悬着。在他有生的最后19年中,这个问题以一系列不同的方式一直悬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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