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误会: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历史误会: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现代通行的历史教科书都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这样的吗?不是,是误会。汉武帝尊儒,但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与“独尊”是性质不同的事。

  《汉书》武帝纪赞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出处。

  汉武帝“表章六经”是事实。“表章六经”是“尊儒术”,“尊儒术”不等于“独尊儒术”。

  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则是班固杜撰。

  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这就是班固说的“表章六经”。而文帝时期已有《诗》博士韩生;文帝闻故秦博士伏生能治《尚书》,而“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景帝时期,有《诗》博士辕固生,《春秋》博士胡毋生,不能因此说文帝、景帝“尊儒”,更不能因此说文景二帝“独尊儒术”。

  《史记》外戚世家说:“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史记》儒林列传说:“及今上(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

  武帝,作为个人,向往儒术,即“尊儒”,是一回事,武帝是否把“尊儒”作为国家政策是另一回事。

  《汉书》武帝纪说:“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史记》封禅说:“(武帝建元)元年,汉兴已六十馀年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按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

  《史记》儒林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

  武帝建元元年(140BC)、元光元年(134BC),两次兴儒术,皆王太后和田蚡利用儒术和儒生作为政治斗争工具。

  武帝即位之次年,建元元年,王太后、田蚡利用赵绾、王臧等儒者,借举贤良之机,大肆招揽儒生,“独尊儒术”,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术,是一次政变,其目的是夺窦太后的权。窦太后反击,政变失败,“诸所兴为皆废”,“独尊儒术”失败。

  元光元年(134BC),再次“独尊儒术”乃窦太侯死后,田蚡复起为丞相,再次借举贤良文学,大举招揽儒者,“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欲彻底排除朝中治黄老之术的老臣而以儒者取代之,即排斥窦太后馀党,这也是一次政变,是王太后藉此要田蚡“摄行政当国”,夺武帝的权。

  元光元年,董仲舒贤良对策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对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武帝既未反对,也未赞成,更不能因此说武帝由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武帝是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从其政治文化政策和施政行为,全方位考察。

  汉自吕后始,太后居长乐宫,皇帝居未央宫。窦太后居长乐宫,长乐宫在未央宫东,称东宫,未央宫称西宫。武帝即位,母王皇后升格为皇太后,窦太后为太皇太后。窦太后原居长乐宫,是常乐宫主人。王太后做了太后也入居常乐宫之长信宫。有太皇窦太后在,王太后做了太后,却做不了长乐宫主人,这已够令王太后不满。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自景帝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奏事东宫”制度。景帝前元三年(154BC),吴楚七国反,景帝庸碌,不知计将安出,“常出入两宫”,至东宫向母窦太后问计。景帝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之术”,自文帝时期,参预国政。因此,形成了“奏事东宫”制度,即凡国家大事,奏帝的同时,并奏东宫窦太后。

  惠帝十六岁即位,年少,吕太后秉政,惠帝立七年卒,幼帝立,“号令一出太后,太后称制”。武帝十六岁即位,王太后亦欲学吕后。王太后不满足“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亦欲学吕太后“号令一出太后,太后称制”。建元元年的第一次政变,被窦太后粉碎,王太后、田蚡贼心不死。建元六年(136BC)五月,窦太后崩,王太后和田蚡,见机会又来了,又再次欲借助儒生,发起第二次宫廷政变,夺武帝的权,而被武帝识破,政变再次失败。建元五年春,窦太后病,不理事,田蚡等就说武帝“置五经博士”。

  元光元年兴儒尊儒,作为政变是失败了,但兴儒尊儒则形成了气候,乃至“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这是影响所至,并非武帝施政政策造成。

  元光元年“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起用儒者董仲舒、公孙弘等数百儒者,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然而仅此而已。

  元光五年(130BC),公孙弘为左内史;元朔三年(126BC),为御史大夫;元朔五年为丞相,元狩二年(121BC)卒。

  元朔五年夏六月,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提出“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同年,公孙弘迁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汉书》武帝纪),“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背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谐,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太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史记》儒林列传)

  同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循吏传文翁传)。儒林列传说:“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是真,有据可查;“公卿”则终武帝一朝,除公孙弘外,只有兒宽一人。

  兒宽,千乘人,治《尚书》,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酷吏张汤为廷尉,以为掾,举侍御史,见武帝,语经学,武帝悦之,擢为中大夫(《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元鼎四年(113BC),以中大夫迁左内史,元封元年(110BC)为御史大夫,后八年卒。相反,武帝亲信大臣,备受尊敬的有治黄老之术的汲黯、郑当时。

  武帝用人不拘一格,不问出身。卫青、霍去病出身“人奴产子”(奴隶),而为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而丞相李蔡、公孙贺出身骑士。其他丞相、御史大夫,非功臣列侯即醇谨老臣,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

  昭帝时期(86—74BC)霍光当政,“不学无术,暗于大理”(《汉书》霍光传赞),无所兴废,间用儒生,而未见“尊儒”,更谈不上“罢黜百家”。

  宣帝时期(73—49BC),亦未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实。

  《汉书》宣帝纪赞说:“孝宣之时,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

  宣帝治国“霸王道杂之”,与武帝相同,黄老刑名百家之术与儒术兼用。

  《汉书》元帝纪说,元帝“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太子。’而王母张倢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为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

  “汉家自有制度”,所谓“制度”,即“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兼用制度。

  武、昭、宣三代皆“霸王道杂之”;高、惠、文、景四代则专用黄老刑名之术治国。

  儒术独尊,百家罢绌,始于元帝。

  《汉书》元帝纪赞说:“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贡禹)、薛(薛广德)、韦(韦玄成)、匡(匡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贡禹为御史大夫七月卒,未为丞相;薛广德为御史大夫一年免,亦未为丞相;韦玄成于元帝永光二年至建昭三年(42—36BC)为丞相;匡衡于建昭三年至建始三年(36—30BC)为丞相。班固把丞相御史大夫合称宰相,故曰“贡、薛、韦、匡迭为宰相”。

  贡禹以“明经”“征为博士”出身;薛广德出身于“以《鲁诗》教授楚国”;萧望之,博士弟子出身;韦玄成“明经”出身;匡衡,以博士弟子“射策甲科”出身。

  自元帝始,公卿非儒者即外戚,而外戚为公卿者亦出身儒生。

  此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呢?

  自元朔六年,公孙弘提出“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及各郡国选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背所闻……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者,年若干人,名额不限。

  《汉书》儒林传说:“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倍增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馀,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数。”班固《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置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平帝年号,1—5AC),百有馀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由此可见,自元朔六年(123BC)“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在利禄驱动下,儒者像蝗虫一样,以几何级数蕃殖,至昭帝始元六年(81BC),“举贤良文学”,从《盐铁论》看,所举贤良文学已全为儒生,而且这些儒生的势力已很大,完全不把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丞相长史看在眼里,事事以儒术为标准,驳斥桑弘羊和丞相长史,要求取消盐铁官营、酒类专卖,让利于儒者所代表的地方豪强,驳斥甚至贬低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其时,儒生羽毛未丰,还未能把持朝政。宣帝(78—50BC在位)立,用刑名之术治国,兼用儒者,但儒者的能量被限制在很小范围内。

  至元帝即位,儒家势力已强大到能独占朝政的程度,而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国政就完全由儒者把持了。成帝(32—7BC在位)、哀帝时期(6—1BC在位),继续并发展了此种趋势。至平帝(1—6AC在位),儒者出身的外戚王莽摄政,以儒术为武器,篡汉自立,汉室乃亡。

  如果把汉史分期,可分为初汉,盛汉、衰汉三期。

  初汉:高、惠、文、景四帝时期,用黄老刑名百家之术治国,而以黄老之术为主,秦末丧乱之后,国家得以恢复元气。

  盛汉:武、昭、宣三帝时期,治国方针为“霸王道杂之”,即黄老刑名百家之术与儒术并用,国力强盛,北伐匈奴,西通西域,西南通西南夷,南平南越、东越、闽越;东通秽貊、朝鲜,天文、历法、史学、文学、音乐,皆极一时之盛,为大汉盛世。

  衰汉:元、成、哀、平四帝时期,以纯儒术治国,国以衰亡。现代历史教科书流行的所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由于误会而产生的人云亦云,不合史实,是应当纠正的错误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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